第9198章凉山新闻联播 | 王峻一行到雷波调研并慰问东西部协作帮扶工作队

　

1948年发布的《世界人权宣言》和1966年颁行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都有明确规定：权利源于人的固有尊严人权源于人与生俱来的尊严和价值。

这个学术场域努力保持对非学术场域的独立性、反思性甚至批判性，这就构成了邓正来所强调的学术自主性，即社会科学研究应当建构起自己的研究对象，而不是随意地简单地将那些对社会、政治、经济具有重大意义的经验现象作为其研究的对象。在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构成挑战的全球背景下，中国从传统帝制向现代国家演进中的政治目标决定着法律和法治在中国的命运。

由此，整个学术界的研究风尚从1980年代人文学科关注的思想转向1990年代社会科学关注的学术。在此影响下风行美国汉学中的国家与社会范式不过是解构近代中国革命运动的一部分。而原本具有明显智识优越性的法律社会学研究者被作为外行在学术场域中受到排挤和打压。这行字一打出来，所思所想就像潮水找出了出口一样喷涌而出，差不多一口气把想写的内容都写了出来。比如一说到韦伯就会提起理性化，说起哈贝马斯就想到沟通理性和公共领域，吉尔兹总是和地方性知识联系在一起，而知识-权力差不多成了福柯的名片。

然而，真理与迷信往往一念之差，要防止探寻真理不小心变成执念，甚至变成无法自省的迷信，那么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将以探寻真理为目标的社会科学研究进行双重历史化，从而使学术研究始终保持一种对话的品格，始终使自己和自己所要面对的历史经验保持参与对话的主体性，自己要说话，但更要让研究对象自身来说法，就像我们在法律社会学研究中用我们的理论与基层社会的社会行动中呈现出的法律实践逻辑进行对话一样。它实际上需要在根本上思考科学研究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理论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这其实也是知识与权力的复杂关系。如果腐败治理仅限于人员处理，而忽视对其背后行为的纠错以及对利益损害后果的弥补，那么就难以赢得民众对反腐的充分认同和支持。

基于人员腐败、职务行为与公权力行为的内在关联，为实现以人员监察促进权力规范运行的监察效果，在监察监督与行为监督之间应建立联动机制。监察体制改革将党领导人民和国家机构两个环节的监督合二为一，对原本的体系逻辑进行了一定程序的变革。在此基础上，在监察监督与法律监督之间构建有效的联动机制，就可促进监督合力的发挥。第二，以人民代表大会为中心的政体结构。

这一功能升华，在为反腐工作提供自下而上动力的同时，也将腐败治理过程中的民意支持和政治资源通过监察监督注入监督体系，由此彰显以制度化反腐促进权力规范运行的法治逻辑。监督体系得以有效运转的关键是，如何通过特定的制度方式，将公民监督的动力导入监督体系，促使有权处置的国家监督机制积极启动调查和追责程序。

并且，监察机关与纪委合署办公，保证了监察监督拥有足够的权威回应公民诉求。对于与公民个人利益切身相关的职权行为，无论大小都可通过监察举报进入常态化、制度化的处理程序。在组织结构的各个功能环节设置监督机制，确保各环节职权的规范行使，并有效纠正实践偏离，就成为一种务实的制度选择。2.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的协调 内部监督置于权力系统内部，具有及时性、灵活性的特点。

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执法检查、询问和质询、特别问题调查、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是主要的监督手段。（一）以功能区分为前提的监督机制分工 在宪法体制的结构视角下，各监督机制的功能区分，取决于监督机制所处宪法体制不同结构的功能设定。又如，在检察机关反贪反腐职权转隶的情况下，如何增强其监督权威，从而有力支持新的法律监督方向，也值得关注。也只有通过对权力行使人员的渗透，才能借助权力介入公共资源分配来获得不法利益。

《监察法实施条例》第20条明确了监察建议从人员监察延伸到行为处置的旨趣：监察机关应当以办案促进整改、以监督促进治理，在查清问题、依法处置的同时，剖析问题发生的原因，发现制度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向有关机关、单位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或者监察建议，促进完善制度，提高治理效能。对应决策体制与执行体制的功能区分、内部结构设计和运行过程，监督也从单向的一元化权威控制模式，转向由多种监督机制构成、功能界分清晰、权限划分明确、程序设置适当的法治化监督体系。

任何一个国家机关的职权都是由具体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来行使的，因此约束权力既要对国家机关作为一个机构整体的履职情况进行监督，同时也要对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公职人员的具体职务行为进行监督。在监督体系中，基于监督体系的分工逻辑，监察监督专司人员监察。

党的十八大后，国家启动监察体制改革，组建了各级监察委员会，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实现了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各监督机制之间的功能互补，体现在针对同一监督对象的监督机制联动和覆盖权力运行全过程的监督整合。[10]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1年版，第162页。监督嵌入决策—执行—监督的功能性分权结构中。因此，监督体系就必须考虑，如何通过监督机制的联动实现优势互补，从而强化监督合力。在实践中，行政机关也采取了督查、约谈等监督方式，但这些方式侧重对违法职权行为的纠正，一般不直接涉及对人员的问责追责。

囿于这一思路，很难从制度上调动其他监督机制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无法有效形成各种监督机制之间的联动。在中国宪法体制的各个功能环节，均设有监督宪法功能实现的监督机制，详述如下。

对公众舆论的积极回应是国家机构的政治伦理，监察机关也不例外。由于监察机关调查工作具有较高的保密性要求，因此为了避免相关信息的不当扩散，可以考虑在调查完成后再移交给其他机关。

将腐败人员所经手的全部权力行为进行彻底翻查，既不现实，也不符合公权力行为的安定性要求。并且，在违法失职或贪腐行为的预防教育、线索发现、调查处理等方面，不同的监督机制各具功能优势。

三大监督机制的对接，在客观上将溢出体制的非正常权利救济行为重新拉回常规救济轨道。[23]参见陈辉、汪进元：《监察委员会处置权与人大监督权的内在张力及协调》，《广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在改革的具体举措上，通过监察体制改革促进监督体系贯通，主要通过以下3大措施完成：第一，将行政监察和检察机关反贪反腐等职权转隶，构造监察监督。在实践中，从公众舆论中获取线索进行调查，也是监察机关着力反腐的一个重要途径。

[19]该条和《监察法实施条例》第51条的主旨是规定监察机关和其他国家机关在办理既涉嫌职务违法犯罪又涉嫌一般犯罪案件的权限划分。同时，执政党对人大和国家机构是否有效落实人民意志进行监督。

注释: [1]参见陈国权、周鲁耀：《制约与监督：两种不同的权力逻辑》，《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在常规救济机制内回应诉求，避免对宪法监督的过度依赖，是一个法治国家的理性选择。

（三）基于人员贪腐—职务违法犯罪—不当权力行为逻辑的体系整合 对权力的监督，既是对行使权力人员的监督，也是对权力行为的监督。但这种特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监督刚性。

若不属于监察职权范围内的问题，则应尝试从监督体系的整体视角寻求解决。1.横向结构的监督联动 各监督机制虽然都有明确的监督对象，但是囿于各自职权和资源的有限性，无法单凭一己之力完成对违法失职或贪腐行为的全面监督。监察机关与党的纪律检查机构合署办公，创设新的监察监督，让监察监督发挥枢纽作用，推动其他监督机制与监察监督的协调配合，构成了监督体系贯通的主要路径。当前实践中的一个难题是，因人员腐败（尤其是高级别官员腐败）往往牵涉的范围较广、时间跨度较大、岗位覆盖较多，故在实践中确实很难精准确定人员腐败与行为违法的直接因果关联。

监察体制改革将检察机关反腐败职权转隶后，在客观上将法律监督从人员监察与行为监督相混同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使法律监督专注于对行政机关和审判机关适用法律行为的合法性监督，从而实现了人员监察与行为监督的清晰分工。那么，在制度逻辑上，对人员的监察如何延伸至对权力行为的监督？对权力行为的监督，又应如何关照对人员的监察？在监督的视角下，权力并非一个单一客体，而是具有复杂逻辑的运行过程。

监察体制改革拓展了公民监督的方式和渠道，它以规范化的程序运行，直接导入并依程序处理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诉求。在《监察法》实施的过程中，此类情形显然无法适用一般意义上的职务违法监察，而党风政风监督又不足以纠正。

《监察法》线索受理处理机制的制度意义在于，将公民监督导入监察体制，以制度化、规范化、流程化的线索处理，引导公民监督的有序进行。即使腐败人员因其他问题被查处，这些没有反映在其职务行为中但确与其有关系的行为也很难被辨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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